《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的作者，美国文学史上在世时最早被封“正典”的当代作家；福克纳奖获奖作品；《纽约时报书评》近二十五年最佳小说之一！《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是罗斯“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00年问世之初即获《纽约时报评论》等众多媒体力荐，次年获福克纳奖和美国全国犹太人作品奖。
《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以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因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年逾七十的大学教授科尔曼被冠上了“种族主义者”的罪名。在随之而来的被迫辞职和妻子去世之后，背着黑锅的科尔曼又爆出与年轻的女清洁工福妮雅的桃色新闻。这种种事件让科尔曼受到了各方，包括福妮雅丈夫，一个越战伤残老兵的憎恨，最终科尔曼被传言、匿名信和跟踪者逼入绝境。种族、身份、个人与时代、机缘与宿命，小说中弥漫着各种元素的冲突与碰撞。在科尔曼的不断“堕落”中，与主线交织着的穿插片段透露，科尔曼并非他一直声称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浅肤色的黑人；福尼娅也并非文盲……这些让《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中的冲突和碰撞更加立体化，情节因此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三部曲:人性的污秽》：菲利普•罗斯是美国文学史上在世时最早被封“正典”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国三部曲”是《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美国ESU协会书籍大使奖）、《美国牧歌》（普利策奖）、《人性的污秽》（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三部作品的合称，分别对应麦卡锡时代、越战时代、克林顿时代，这三个时代，被誉为全景解析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与社会的力作，堪称美国当代史的缩影。
在“美国三部曲”中，罗斯一改之前讥讽诙谐的喜剧风格，开始关注个人命运与社会政治历史的纠结联系。《美国牧歌》体现了美国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冲突：相信“美国梦”的人，以为只要努力和正派，就可美梦成真；然而历史的悲剧性常常和个人是否努力和正派无关。（《纽约时报》）；《人性的污秽》则以1998年美国白宫的丑闻，即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一案作为故事背景；描述战后美国从麦卡锡白色恐怖，历经越战到克林顿性丑闻这段漫长过程的风俗志和心灵史。《我嫁给了共产党人》荣获美国ESU协会书籍大使奖，罗斯通过对20世纪美国历史的娴熟把握，描述了二战后美国那个黑暗的年代，揭露了麦卡锡主义越过政治，对普通人最最私密的爱情、亲情与友情生活带来的创伤。

“美国三部曲”的登峰之作，与前两部相比，小说中各元素之间更加制衡，更具整体性，对人性的探讨更加彻底。小说重磅炸弹似的主题，注定其成为各方评论的主题。
——《出版人周刊》

作者:(美国)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译者:刘珠还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年，菲利普•罗斯因《美国牧歌》获得普利策奖；1998年，他在白宫获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他荣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该奖曾颁给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及索尔•贝娄等人。他曾两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奖和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
2005年，《反美阴谋》作为“2003—2004年以美国为主题的卓越历史小说”而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并被《纽约时报书评》、《旧金山纪事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洛杉矶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时代》、《新闻周刊》等众多报刊提名为年度最佳图书。在英国，《反美阴谋》一书获得W.H.史密斯奖年度最佳图书奖，让罗斯成为该奖46年历史上首位两次问鼎的作家。
2005年，罗斯也成为第三位在世时作品就由美国文库出版综合性、定论性版本的作家。该八卷本文集的最后一卷定于2013年出版。

第一章 人人皆知
1998年的夏天，我的邻居科尔曼•西尔克——他直到退休前两年在附近的雅典娜学院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负责教务的院长超过十六年之久——悄悄对我说，他七十一岁，正和学院里一个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私通。她还一周两次给乡村邮政局打扫卫生。那是个灰色的小板屋，就像远在30年代为那些来自大沙窝的流动农业工人家庭遮挡沙尘暴而搭盖的窝棚，孤独凄凉地蜷缩在加油站和百货店对面。门前悬挂美国国旗的地方是两条马路的交叉口，那两条马路标志着这座山区小镇的商业中心。
科尔曼第一次见到这女人时，她正在邮局拖地板，那天他很晚才过去取信，只差几分钟就要打烊了。她是个瘦高、棱角分明的女人，发灰的黄头发被使劲拽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五官如同刀削般严厉，属于那种传统观念中严守教规、勤俭持家、在新英格兰严苛的早期吃尽苦头却忍辱负重、从不越轨的殖民时代的铁娘子。她名叫福妮雅•法利，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福妮雅租住在当地牛奶场的一间屋子里，以帮忙挤奶支付房租。她受过两年中学教育。
科尔曼向我吐露有关福妮雅•法利以及他们之间秘密的那个夏天，无独有偶，正是比尔•克林顿的秘密（包括它最后一个令人羞辱的细节）浮出水面的夏天——从头到尾每一个活生生的细节，一切的鲜活味儿，犹如坏疽，都被辛辣、详尽的数据揭发出来。自从有人在过期的《阁楼》杂志的封面上偶然看到新任的美国小姐的裸照以来——那些她优雅地跪着和躺着的，致使这位蒙羞的小姐放弃桂冠、最终成为大红大紫流行歌星的照片——我们还不曾有过一个像那样的夏天。1998年的夏天，在新英格兰应该是酷暑加骄阳，而在棒球场上，则该是一个白色本垒打战神和一个褐色本垒打战神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般的比拼，然而那个夏天席卷全美的却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因为突然，恐怖主义被口交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轻的中年总统和一个举止轻狂、使人神魂颠倒的二十一岁雇员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像两个十来岁孩子在停车场上调情似的。这使得美国最古老的公众再次燃起了激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它最为不可靠、最具颠覆性的快感：伪君子的狂喜。国会里、报纸上、网络中，随处可见满腔正义、哗众取宠、渴望指责、哀叹和惩罚的小爬虫四出游说、唇枪舌剑、大肆说教：全都处于霍桑（19世纪60年代他住在离我家门口没有几英里远的地方）早在建国初期就认为是“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全都热衷于颁布严峻的净身仪式，以抑制官员们的勃起，因而使利伯曼参议员十岁的女儿能够重新舒适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观赏电视。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1998，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伪道德的。联合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威廉•F.巴克利写道：“当阿贝拉尔那么干的时候，阻止它再次发生是有可能的。”他暗指总统的恶行——巴克利在别处称之为克林顿的“失禁的肉欲”——是诸如弹劾那样温和的手段难以治愈的，不如对他施以20世纪的严惩，如同仁富尔伯教士挥舞着大刀去惩戒阿贝拉尔那样，因为阿贝拉尔教士犯了秘密引诱富尔伯的侄女处女海洛伊丝并与她结婚的罪行。不像霍梅尼处死萨曼•拉什迪的追杀令，巴克利对惩治性腐刑的垂涎并不带有任何对预期行凶者金钱的悬赏。然而，其动机比之于精神领袖的动机在精神上却是毫不逊色的苛刻，并且代表着同样崇高的理想。
这便是那个美国的夏天，令人作呕的场面再次出现，插科打诨无了无休，揣测、推理、夸张没完没了，对孩子解说成年生活的道义废止了，宁可让他们保留对成年生活的一切幻想，人性的渺小简直不堪负荷，某种恶魔在这个国家被释放了出来，双方都惊愕不已：“我们怎么会如此疯狂？”而无论男女，早上一觉醒来却统统发现，夜里，在一种超越忌恨的睡眠状态下，他们都梦到比尔•克林顿的厚颜无耻。我自己则梦到一面大旗，仿佛是一幅基督画像，以达达派手法，将白宫从东到西包裹起来，上面撰写着如下铭文：这里住着的是一个人。这就是那个夏天，即使破烂摊、残害他人肢体罪或大杂烩都被十亿次地证明比这个人的思想或那个人的道德更为精妙。就是在那个夏天，人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位总统的阳具，而他的生活，以其所有无耻的污秽，又一次使得美国不知所措。
有时星期六科尔曼会给我拨个电话，请我在晚饭后从我住的山的另一侧开车过去听音乐或玩牌，一点赢一美分，或喝点杜松子朗姆酒，或在他的起居室里闲坐一两小时，啜饮科涅克白兰地，帮他度过这总是他一星期里最难熬的夜晚。到1998年的夏天，他已经在这儿独居——一个人待在这幢他和妻子艾丽斯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又大又老的白色木板房里——将近两年了。艾丽斯突发中风死去的那个晚上，他本人正为班上两名学生指控他犯有种族歧视罪而日日夜夜与校方争战不休。
科尔曼那时已在雅典娜度过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他是一个直率、机智、稳健儒雅，颇具大城市风度的男子，魅力十足，既是一名斗士，又善于实际操作，很难和迂腐的拉丁或希腊文教授的原型相吻合（他身为一名年轻助教时，便不拘一格，创立了希腊、拉丁口语俱乐部，此乃见证）。他受人推崇的古希腊文学（译文）概论课——名叫GHM，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上帝、英雄和神话——广受学生好评，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直截了当，以诚相见，同时又在学术层面上极具说服力。“你知道欧洲文学是怎么开始的吗？”他在第一堂课点过名后发问。“以一场争吵开始。全部的欧洲文学起源于一场争斗。”然后，他拿起他的那本《伊利亚特》对全班朗读头几行，“‘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招灾的愤怒……从他们，阿伽门农王和伟大的阿喀琉斯，第一次争吵开始。’那么，他们为了什么而争吵呢，这两个狂暴威武的汉子？就跟一场酒吧里的骂架同样原始。他们为一个女人而争吵，事实上还仍是一个女孩——一个从他父亲家里偷出来的女孩，一个在战争中被劫持的女孩。Mia kouri——诗文中是这样描写她的。Mia，在现代希腊文里，是不定冠词‘a’；kouri，或女孩，在现代希腊语中演变成kori，意思是女儿。此刻，阿伽门农一定是不再喜欢他的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而喜欢上了这个姑娘。‘我喜欢她胜似克鲁泰奈丝特拉，’他说，‘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不愿放弃她，对吧？当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门农把女孩交还她父亲以平息阿波罗的怒气时——阿波罗神对劫持她的种种手段已怒不可遏——阿伽门农断然拒绝：他只有在阿喀琉斯把自己的女俘拱手相让的条件下，才会答应，以此凌驾于阿喀琉斯之上。亢奋的阿喀琉斯是自古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爆炸性的野人中最具易燃性的一个，特别是当事态关系到他的威望和他的胃口时，他是战争史上最神经过敏的杀戮机器。众口交赞的阿喀琉斯由于名誉受到怠慢，顿时翻脸不认人。伟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对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气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将自己置于集体之外，而他却是此集体光荣的捍卫者，一刻都不可或缺的。那么，一场争吵，一场野蛮的为夺得一个年轻的姑娘，为受用她青春的身体，为满足贪婪的性欲而爆发的争吵，无论如何，损伤了一名如同能源库般的武士王子的生殖器权利，而这场有关男性生殖器尊严的官司，便是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欧洲文学的起源，同样也是为什么近三千年后，我们今天还要从这儿开始……”
科尔曼在被录用时，是雅典娜学院屈指可数的犹太人之一，也许还是美国最早被允许在古典文学系授课的犹太人之一。几年前，在雅典娜，这位孤独的犹太人还曾经是一部几乎已被遗忘了的短篇小说的作者，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四处碰壁，渴望寻求一位师长的提携，曾上这儿来进行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参拜。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为了将自己的事业在课堂里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辞去院长职务后，他重新开始在由德芬妮•鲁斯主持制定的语言和文学联合大纲的庇荫下，教授他曾使得古典文学系为之倾倒的两门课。科尔曼在担任院长期间，获得一位雄心勃勃的新校长的全力支持，他接管的是一个遭冷落、死气沉沉、犹如“沉睡谷”的学院，但他促使它——并不排斥高压手段——告别了绅士田庄的形象。他大胆激励教职员中的老朽提前退休，同时招募雄心勃勃的年轻副教授，并彻底改革了课程设置。毋庸置疑，在他退休之后，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将会为他出纪念文集，建立科尔曼讲课系列研讨学会，以他的名义设立古典文学席位，而且，也许由于他对这地方在20世纪中的复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科楼，甚而至于北大楼，学院的标志性建筑，将会在他死后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在这小小的、他度过大半生的学术世界里，他将早已不再遭人怨恨，不再引起争议，甚或都不再令人畏惧，而是永远享受着正式的尊荣。
大约在他返回全职教授岗位第二个学期的中途，科尔曼讲了那句连累他自己、致使他主动割断与学院一切联系的话——那句他在雅典娜授课及担任行政职务的岁月中大声说出几百万次、唯有这一次殃及他自己的话，那句话，在科尔曼的理解中，直接导致他妻子的猝死。
那个班由十四名学生组成，科尔曼在头几次讲课前都点名，以便了解每个学生的名字。到学期的第五周仍然有两个名字没能引起任何回应，于是，科尔曼在第六周，一上讲台便问道：“有人认识这两个人吗？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
事发当天，科尔曼吃惊地被传召进他的后继者，新院长的办公室，回答那两名缺席学生对他犯有种族歧视罪的指控，原来他们是黑人，虽然缺席，却很快得知他使用了什么词语质询此事。科尔曼告诉院长：“我指的是他们可能具有的外胚层质。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两名学生没来上过一堂课，对于他们我别无所知。我用的是那个词最通常、最基本的含义：‘幽灵’或‘鬼魂’。我又不知道这两名学生会是什么肤色。我也许五十年前听说‘幽灵’有时用做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但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决不会使用它，因为我一向对学生的情感呵护有加。考虑一下上下文：他们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种族歧视的指控不合逻辑，是荒谬的。我的同事知道，它是荒谬的，我的学生知道，它是荒谬的。问题在于，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两名学生旷课以及他们不可原谅的荒废学业。令人烦恼的是，这项控罪不仅是子虚乌有，而且是弥天大谎。”说完上述足以为自己辩护的话，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他便打道回府了。
当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长，据我了解，大凡在介乎于教职员和上级管理层之间真空地带供职的，无一例外都有仇家，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请求，或将便利的停车位批给对它垂涎的人，或将更大的办公室批给自信有资格受用的教授任职或提职候选人，特别在弱小的系里，例行公事般地一律拒批。系级对增加教职员数额和文秘助手的请求几乎无一获准，至于减轻教学负担以及免去晨课的请求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申请参加学术会议的旅费通常遭拒绝，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科尔曼可不是一般的院长，他解雇了什么人，以及如何解雇的，他取消了什么，以及建立了什么，他如何大胆力排众议履行职责，其结果绝非仅仅得罪惹恼了几个古怪的忘恩负义者和牢骚满腹的人。在插手院务并委任他为院长的英俊年轻、毛发蓬松、仕途蒸蒸日上的校长皮尔斯•罗伯特——此人对他面授机宜：“一定要进行变革，任何感到不快活的人应当干脆考虑离任或提前退休”——的庇护下，科尔曼将一切都翻了个身。八年以后，当科尔曼的聘任期过去一半时，罗伯特接受了一个“最杰出的十名大学校长”的荣誉称号，凭借的正是雅典娜在破记录的时日里所取得的成就给他带来的声望——然而，一切的取得并非得力于光芒四射的校长，他实际上只是个资金筹集者，最后他毫发无损地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雅典娜，去往别处高就了。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他手下意志坚决的院长。
在科尔曼接任院长职位的第一个月，就把每一位教职员都请去谈话，包括那几名资深教授，他们是县里古老家族的传人，学院便是由他们的先辈出资创办的，他们本身并不缺钱，但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发给他们的薪水。他们每个人都被告知，　必须带上自己的履历，倘若有人因为门第太高而不带，科尔曼面前的办公桌上反正已经预备了一份。他整整一小时扣着他们不放，有时还更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暗示雅典娜的局面终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直到他让他们出汗为止。他一上来就毫不犹豫地翻动着履历表，问：“最近十一年来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当他们和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回答说，他们定期在《雅典娜笔记》上发表文章时，当他听腻了他们每个人唠叨的每年从一本发黄的博士论文中摘抄拼凑成哲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鸡毛蒜皮论文，“发表”在灰色硬板纸装订而成的油印季刊上时——除了在学院图书馆目录里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的礼仪规范，说出使他名闻遐迩的话：“换言之，你们都在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　然后，他不仅将捐赠给《雅典娜笔记》的数目极小的一笔款子退还给赞助人（编辑的岳父），关闭了这份刊物，而且，为了鼓励提早退休，他还迫使老朽中的老朽放弃他们近二三十年来因循守旧教授的课程，让他们改教一年级英语、简史，并负责新生入学辅导，而这些课程都安排在夏末最炎热的时段里。他取消了命名不当的“年度学者”奖，将千元奖金用到别的地方。他第一个要求大家为申请带薪假期提交正式报告，报告中必须详细陈述科研项目，这类申请获得批准的仅为凤毛麟角。他取消了以校园内最为精致的橡木镶板室内装修引为自豪的俱乐部式的教职员午餐厅，把它恢复成原先设计的优等生研讨室，从而教职员必须和学生一道在餐厅进餐。他坚持召开教职员会议——从未召集过这类会议使上一届院长深得人心。科尔曼要秘书点名，以致每周只授课三小时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校园里抛头露面。他在学院宪章里找到一则条文说，不设执行委员会，并提出那些有碍重大改革的繁文缛节都只不过是习惯和传统作祟，他将它们一笔勾销，并强行主持这些教职员会议，利用每次开会的机会，宣布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结果当然是进一步触犯众怒。在他的领导下，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最令人感到惊愕的还是：从此以后教师再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好人缘获得提职，不与成绩紧密挂钩的提薪也沦为历史。总而言之，他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得这个地方充满竞争气氛，这，用他的一位夙敌的话来说：“正是犹太人的惯技。”而每次那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向皮尔斯•罗伯特投诉，校长都支持科尔曼。
在罗伯特执政期间，科尔曼招募的聪明的年轻人个个喜欢他，因为他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空间，还因为他着手从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聘用研究生，进行——正如他们爱说的——“质量革命”。他们赏识他，因为他迫使统治层面的高贵人士走出他们小小的俱乐部，并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这总会让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来院里教职员中最不称职的老家伙得以苟延残喘，完全仰仗他们的自我标榜——最伟大的公元前一百年学者，等等。一旦这些受到来自上面的质疑，他们的信心便日渐瓦解，在不到几年的工夫里，这些人几乎全都不见了。峥嵘岁月啊！但自从皮尔斯•罗伯特上调到密执安后，而新任校长海恩斯并不与科尔曼特别贴心，对那种在几乎一瞬间将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推土机式的夸张手法和专制独裁的个性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于是当科尔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年富力强的教师时，一股反对西尔克院长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他指称似乎不存在的两名学生所用的词汇并不依照他本人坚持的原意（也即基本的词典意义）来加以界定，却偏要当做种族歧视的贬义词加以阐释，从而为两名黑人学生的投诉提供证据的局面而感到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四月天，艾丽斯•西尔克死了。在科尔曼完全丧失理智以前，我只是在百货店或邮局碰到他们时对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位点点头而已，并没有与他们真正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谈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尔曼是在新泽西东奥兰治的艾塞斯小县城，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长大的。而且，他作为东奥兰治中学1944年的毕业生，比我从邻近的纽瓦克学校毕业只早六年。科尔曼也没有试图与我相识，而我离开纽约、搬来伯克夏，住进山上乡间小路边田野里的一幢两开间木屋，也并非为了交结新友人，或加入新社区。在我初到的第一个月里，收到各种请柬——邀我进餐、喝茶、参加鸡尾酒会、到位于谷底的学院举行讲座，或者，如果我愿意，对一个文学班随便谈谈——都被我婉言谢绝。自那以后不论我的邻居还是学院都不再管我，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科尔曼直接从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的地方驱车来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门，要求进屋。尽管他有急事相求，却不能坐着讲清楚，连三十秒钟都不行。他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围绕我的工作室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嚷嚷，滔滔不绝，甚至还恐吓性地在空中挥动着拳头——当他错误地以为需要加强语气时。他让我必须为他写点东西，他几乎是在对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写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饰，没人会相信，没人会认真地对待，大家都会说那是个谎言，一个企图自圆其说而编造的大谎话，他们会说他这个谎扯得比他在课堂里讲了那个促成他倒台的“幽灵”一词后扯的谎还要大……
他已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崩溃的人。这如同一起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他歪歪斜斜地侧着身子在房间里打转，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圈养的鸡在被砍了头以后还继续走动的样子。他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个头包裹着曾经是无懈可击的院长和古典文学教授渊博的大脑，而我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
我的家门他从没进过，我的嗓音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但我必须放下手头上可能从事的一切，着手描写他在雅典娜的敌人如何瞄准他挥出拳头，却将她置于死地的故事。他们制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种他从没犯过、也永远不可能犯的罪名，他们不仅仅丑化了一个以最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从事的学术生涯，他们还杀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就好像他们将子弹射进她的心脏杀死了她一样。我必须写下这个“荒诞事件”。我，一个当时对他在学院里遭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包围了他和死去的艾丽斯长达五个月的恐怖都还没能理出头绪的人，必须了解：折磨人的无了无休的会议、听证、面谈，提交给院领导、教职员委员会、代表两名学生的公益黑人律师的文件和信件……指控、否认以及反指控，愚钝、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别有用心的误解，费力的、反复的辩白，控方的问题，以及自始至终、无时不刻弥漫他整个身心的不真实感。“她被谋杀了！”科尔曼大叫一声，从我书桌的对面探过身来，用拳头锤击桌面，“那些人谋杀了艾丽斯！”
他给我看的这张脸，这张他放在离我自己的面孔不到一英尺远的脸，现在已是凹陷歪斜的了，而且尽管是一张精心保养、面容年轻、英俊的老人的面孔，却奇怪地让人生厌，非同寻常地被传遍他全身的情绪所产生的毒素弄得面目全非。近看，它伤痕累累，溃烂得不成形状，活像一只水果从货架上给碰掉下来以后再遭到过往顾客的脚在地上踢来踢去一样。
精神折磨可能给一个没有丝毫软弱、老迈迹象的人造成什么后果，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比起五脏六腑的疾患来，它更加难以对付，因为既没有吗啡滴注、脊髓麻醉，又没有彻底的外科手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一旦被它生擒，便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其他。它对人活生生的折磨无可比拟。
“被害死的”，对科尔曼来说，唯有这才能解释一个精力充沛、外表威严、毫无任何病痛的六十四岁女人，一个其油画创作垄断当地画展而本人又独断专行地统治着本城艺术家协会的女人，一个在县级报纸上发表诗作的女诗人，一个年轻时是学院政治上积极反对炸弹、锶90，直至后来反对越战的领袖级人物，一个有主见、个性执拗、不懂得圆通的女人，一个在一百码以外就可根据那一头纠缠在一起的白色鬈发辨认出来的犹如一股强烈旋风似的女人，怎么会突如其来地撒手人寰？如此强壮的一个人，如此强壮，就连院长——他具有众所周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铁腕，曾不可思议地使雅典娜学院在学术领域起死回生——就连这么一位院长，也只有在网球场上才能击败自己的妻子。
当科尔曼开始遭受攻击时，当种族歧视的指控不仅被新院长，而且被学院的黑人学生小组以及来自匹茨费尔德的黑人积极分子小组所接受，并进行调查时，彻头彻尾的疯狂抹去了西尔克夫妇婚姻中不计其数的困难，艾丽斯为了丈夫的事业，将四十年来始终与他本人固守的领域发生冲撞并引发共同生活中无了无休摩擦的专横跋扈一扫而空。他们虽然多年来不再同床共枕，甚至双方都无法进行像样的对话（连对方的朋友都不能容忍），但这时又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冲着仇人的面孔挥舞拳头，他们对那些人的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刻相互间的恨。四十年前，他们在格林尼治作为志同道合的情侣时所共享的一切——那时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艾丽斯刚从她帕撒克的桀骜不驯的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父母家里逃跑出来，在艺术系学联的人体写生课上当模特，由一头密匝匝的头发武装着，浓眉大眼，妖冶色情，佩戴着民间手工艺饰物，那时就已经活脱脱是个舞台上的高贵公主，是圣经里记载的从犹太教之前的远古时代走来的高贵公主——除了性爱，都重新不顾一切地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直到那个早晨，她醒来感到头疼欲裂，一只胳膊已经失去知觉。科尔曼慌忙将她送进医院，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辞世了。
“他们想杀的是我，却把她害死了。”科尔曼在那次不邀自来的造访中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然后又在第二天下午坚持对每一位来出席她葬礼的人这么说。他依然这么认为。他不能接受任何别的解释。自她去世以后——同时，自他终于明白我不情愿将他的磨难作为我小说的题材，从我手中拿回那天扔在我书桌上的所有文件以后——他自己就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他为什么从雅典娜退休的书，一本非虚构性的书，他起名为《幽灵》。
斯普林菲尔德那边有个调频台，每周六从晚上六点到午夜，它停下一档固定节目，改播音乐，头几小时是交响曲，然后是爵士乐。在我居住的这边山上，从这个频道只能收到静电干扰声，但在科尔曼家所住的半山区收听效果却不错。在那些他邀我过去小酌、共度周末的夜晚，一跨出我停在他车道上的车，就可听到从他家传出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40年代不断从收音机和自动唱机里听到的甜蜜蜜的舞曲。科尔曼不仅让它以最大音量从起居室的立体声音响的收音机播出，而且还打开了他床头的、浴室的、厨房面包箱旁边的所有收音机。无论他星期六的晚上在屋子里干些什么，他一刻都不可能不听，直到午夜电台——在每周半小时的仪式性的本尼•古德曼之后——结束全天播音。
奇怪，他说，他成年生活中所听到的任何严肃音乐都从来没有像此刻这首老摇摆舞曲那样，让他心驰神往。“我心中的每道禁欲锁链都打开了，不想死的愿望，永远不死的愿望，强烈得几乎令人窒息。而所有这一切，”他解释说，“统统因为听着沃恩•门罗的缘故。”有的夜晚，每首歌的每句词都呈现出如此奇妙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他会兴奋得独自起舞，或曳步，或飘步，或是来回往复，枯燥无趣却非常实在、撩拨情绪的狐步，他曾经常和东奥兰治高中女生跳这种舞，曾隔着裤子将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勃起紧压在舞伴身上；他跳舞时，没有任何故意造作的感觉，他对我说，无论是恐惧（由于消亡），或欢乐（因为“你叹息，歌声也叹息。你说话，我听到小夜曲”），眼泪都是自动淌下来的——不论他对于自己听到海伦•欧康耐尔和保伯•艾伯利轮唱《绿眼睛》时情不自禁有多么惊讶，不论他对自己竟然会让杰米和汤米•多西变成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号多愁善感的男人感到多么不可思议。“但叫随便哪个1926年出生的人，”他说，“1998年独自在家里熬过星期六夜晚，收听狄克•黑姆斯唱《那些小小善意的谎》，然后再叫他告诉我，他是否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著名的悲剧净化论吧。”
在我走进房子侧面通往厨房的纱门时，科尔曼正在洗晚餐的盘碟。因为他在水池边，自来水哗哗地淌着，又因为收音机开得很响，而他正大声跟着年轻的法兰克•西纳特拉唱《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连我走进屋他都没听见。那是个炎热的夜晚，科尔曼穿着牛筋布短裤和运动鞋，别无其他。从背面看，这个七十一岁的男子最多只有四十岁——精瘦，健康，四十岁。科尔曼身高不会超出五英尺八，就算是，他也没有十分壮硕的肌肉，但他的身体透出一股劲道，高中体操运动员的矫健仍然清晰可见，还有那种敏捷，那种我们从前称之为活力的冲动。他理得很短的鬈毛头发已变成燕麦色，所以，正面看，尽管他有着孩子气的塌鼻子，还是不会显得像他头发仍然是深色时那么年轻。再说，他两边嘴角都刻上了深深的印痕，绿褐色的眼睛——自艾丽斯死后以及他从学院退休以来——诉说着无边无际的疲劳和精神空虚。科尔曼有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几乎像娃娃脸似的漂亮相貌，就像你看到过的那些小时候曾经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电影演员后来变老的面孔一样，上面总是留下不可磨灭的童星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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